花季悲剧接连发生,庭审布局改革体现少年司法

其后果就是,一些试点法院在少年审判方式改革实践中,探索出一些预防、减少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做法,因缺乏明确法律依据而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姚建龙认为,少年司法“一条龙”体系发育不均衡、地区发育不均衡,是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存在的软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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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加快构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未成年人的犯罪能力与成年人相比较弱,因此,他们更乐于与他人结成同盟,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这样既增加了未成年人的安全感,又提高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功率。此外,‘哥们义气’心理也是导致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较多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刘鹏说。

区别于普通刑事审判法庭,适用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圆桌审判法庭兼具教育、威慑及对被害人的安抚等多种功能,在少年审判活动中广泛应用。圆桌审判法庭上,各地法院的普遍做法是将未成年被告人安排在法官对面,这样有利于法官及时观察未成年人的表情和心理变化,进一步提高法庭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事实上,未成年被告人仍处在孤立位置,难以彻底消除他的紧张感、恐惧感。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修订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中的有关规定,山东法院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重新设置圆桌审判法庭的区域,试点将未成年被告人的席位调整到辩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之间,使坐在父母身边的未成年人身心感到安全、放松,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也有利于贯彻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另一方面,未成年被告人经过审判长许可,可以和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交流,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行使。应当说,这次“席位革命”,使刑诉法中控辩双方平等原则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刘鹏说,这包括未成年人养成良好习惯、监护人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加强对未成人的教育、净化社会环境等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审理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方式设置法庭席位。”这对圆桌审判法庭的适用范围做了限制性规定。通常,圆桌审判法庭只适用于平时表现较好,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且被告人认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绑架、强奸等严重暴力性犯罪,可能判处五年以上刑罚的案件,或者共同犯罪中有成年被告人的案件,会从震慑犯罪和庭审安全的角度出发,不适用圆桌审判方式。目前,山东法院试点的未成年被告人席位改革也主要适用前一类案件,那么对其他案件或者共同犯罪中的未成年被告人,是不是有保护缺位之嫌?在随后更深入的改革中,在法庭安全保障工作都具备的条件下,是否可以有突破呢?国外的法庭设置,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被告人席位都没有被孤独设置,被告人都与辩护人坐在法庭的同一侧。如法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典第 317条就明确规定:“庭审时辩护人在被告人身边,属于强制性规定。”期待山东法院在下一步的试点工作中继续总结、尝试,积极创造条件,形成可推广的山东模式和经验。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所言,目前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及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虽然都对未成年人作了特殊规定,但都较为原则,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虽然是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不属于操作规则,关于少年法庭设定以及工作机制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立法或司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所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司法保护,不仅体现在定罪量刑方面,也包括诉讼活动的各个环节。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项试点改革除未成年被告人席位有所改变外,庭审过程中的其他细节也发生很多变化。如庭审时,法官讯问未成年人,不称呼“被告人某某某”而是直呼其名字,值庭的法警自觉站在未成年被告人的视野范围以外,未成年被告人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及进行最后陈述等等,这些变化看似无足轻重,使未成年被告人享受到法庭的温情,享有了程序的参与感,是探索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的有益尝试。当然,这些创新和未成年被告人席位试点改革一样,只是贯彻全面、优先、特殊保护未成年人工作的一个侧面,真正将少年司法理念落到实处,还需要将这些改革与我国少年司法中的其他制度、工作机制共同谋划、共同推进,使参与诉讼活动的辩护人、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等能够更深入地参加庭审活动和整个诉讼活动,真正实现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花季悲剧接连发生

二、关于席位试点改革的案件适用范围

起初是恶言相向,拳打脚踢,然后是拿出斧子和锤子,对着受害人头部猛砸。顿时,受害人血肉模糊,当场死亡。而两名凶手则收起凶器,不慌不忙地在附近的水池边洗掉手上的血迹,若无其事地走开了。

我国少年法庭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创立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和工作机制,其中圆桌审判模式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成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特色。近年来,山东法院坚持改革创新,试点推行未成年被告人的“席位革命”,在圆桌审判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精益求精的探索,很有意义。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对此进行关注。

三、关于席位试点改革中的其他细节尝试

“犯罪类型多为侵犯财产罪,但暴力化趋势不容忽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陈雷说,青少年处于青春期,受到挫折之后容易产生逆反、报复心理,犯罪通常为一时冲动、临时起意。

姓名:皮艺军 工作单位: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每年平均约7万左右

一、关于未成年被告人席位的调整

本该是活泼可爱的少年,此刻却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凶手。

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保护少年儿童就是保障未来。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法院少年法庭改革方向和路径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强调,“要继续加强少年司法理论研究,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要坚持改革不停顿、发展不止步,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其实,少年司法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本身,既往的很多探索都移植应用到刑事及其他审判领域,如对成年被告人宣告缓刑时的社会调查员制度、行政诉讼和家事审判中的圆桌审判法庭等等。希望山东法院正在进行的这项改革也能有更广泛的价值和意义,能够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甚至是刑事诉讼制度建设贡献出山东智慧。当然,完成这项改革,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或者价值正确就足够,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思想为指导,把握好政治方向,科学谋划,小心测试、认真总结,同时,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扎实推进,力争尽早形成成果。

●青少年处于青春期,易受外界不良影响

社会现实中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往往是多人作案,有的还是团伙作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半数以上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是与他人共同完成的。

这些本该活泼可爱的少年,是什么让他们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司法机关在预防、减少、矫正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如何发挥作用?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悲剧一再上演。来自人民法院的信息显示,每年判处未成年犯罪人数平均在7万左右。

花季如何才能充满阳光

“因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父母生活,一旦父母不能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便易产生侵财犯罪心理,同时未成年人因身心发育不成熟,容易因琐事而冲动,导致侵犯人身权利类的伤害案件高发。”刘鹏告诉记者。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分析,2008年以来,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共判处未成年被告人4200余人,约占全部罪犯总数的6%。其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420余人,约占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10%;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3700余人,约占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90%。案由按照发案数量高低依次为:盗窃、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聚众斗殴、涉毒犯罪等。

图片 1 5月27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举办“六一”儿童节专场开放日。来自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振兴小学等17所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的120余名小学生在海淀法院参观。李森摄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审结的600余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暴力因素的案件所占比例超过50%,其中近70%的案件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刘鹏介绍说。

是什么让“天使”“陨落”

“外来未成年人往往以同乡、同学或工友等关系为纽带,结合成较为固定的群体。由于经济拮据、技能缺乏等原因,外来未成年人群体极易受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的依赖性又为相互激发犯意、传授犯罪方法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法官李铁说。

尽管未成年罪犯人数下降趋势明显,但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悲剧一再上演,引起社会的关注。

难以想象,这是最近发生在三个十二三岁孩子身上的惨剧。受害者田田(化名),是河南省长垣县某中学一名初一学生,而对他痛下杀手的则是他的两位同学。事情起因很简单:田田此前把自己的500元压岁钱借给他的同学程程(化名),但此后多次讨要都被程程以各种理由推托。今年5月4日,田田再次找程程讨要,结果发生口角,把程程惹怒。随后,程程找来另一名同学,带着斧子和锤子,将田田叫到男厕所,对田田痛下杀手,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司法如何应对?

此外,未成年人犯罪与互联网络有很大关系。近年来,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有近四成案件涉及网络、网吧:有的被告人利用网络技术制造、传播病毒,实施盗窃、诈骗;有的被告人因沉迷网络游戏而与他人产生矛盾以致发生殴斗;有的被告人因缺钱上网而实施犯罪;有的被告人受网络影响,盲目模仿导致犯罪……

如今的未成年人犯罪正呈现出犯罪动机随意化、犯罪类型多元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主体固定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等特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

1984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专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这也成为我国大陆地区首个少年司法审判机构。截至2009年,全国法院系统共成立了2200多个少年法庭。

开展社会调查、实行前科消灭试点、司法社工介入帮教……在推动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方面,实务部门做了很多工作,相比之下,立法工作却显得与形势不相适应。

构建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如何贯彻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就成了全社会面临的共同任务。从司法部门来说,需要建立针对从未成年人犯罪的分押、分管、预审、批捕、起诉、审判、辩护、改造到帮教、安置等各环节、程序的配套工作体系。

“推动、促进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实体、程序法律以及与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相配套的社会辅助工作规范建设,已是当务之急。”张军说。本报记者 秦佩华

“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身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刘鹏说,从朝阳区人民法院近三年审结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近八成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都是外地人。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把未成年犯罪案件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外来未成年犯人数占全部未成年被告人数的70%多。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实施的多为侵犯人身权利和侵犯财产权利的犯罪,以及部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中占有较大比例的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往往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暴力因素。

来自人民法院的统计信息显示,全国法院2007年判处未成年罪犯87506人,2008年判处88914人,2009年判处77604人,2010年判处681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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